伦理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切实际，因为大多数人相信至少在某些事情上应当考虑自己的利益。
申诉分两种：一是诉讼上的申诉，是指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知道案件情况的其他公民，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有错误，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要求依法处理，予以纠正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于防止一些当事人乱申诉和无理缠诉，杜绝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申诉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甚至制造事端。
三、司法申诉的律师代理制度 四中《决定》提出：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四）从多元解纷机制看：坚持诉讼为主 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包括当事人的协商和解、中立者的调解仲裁以及行政裁决、法院诉讼。这是因为，一是刑事、行政案件相对于民事案件，申诉数量较少，首先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成本和风险都较低。在这些小阶段中，庭前阶段是为开庭审理服务的，必须围绕庭审阶段而做准备。对司法机关而言，要实现司法公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严格依法办案，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坚决守住法律底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司法权，用严格司法确保公正司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得到实现。
另一方面，严格实体标准，是公正司法的基础。二是在适用法律方面，应当正确把握案件性质、正确选择法律规定、正确理解法律精神、正确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实现《决定》提出的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根本的原因是，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
可以说，通过民权概念，先秦儒家思想里的权利要素找到的合适的表达和必要的升华,改制变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内容。[29]魏晋之际，稽康抨击专制统治"宰割天下，以奉其私"，[30]阮籍则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45]陈顾远从"政理"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洗涤政治污弊、造就中华政制类型的作用。[69] 《申报》1887年10月2日。
他写道："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20] 孟子所说的"民"，也不仅仅是天意和君德的受体。
在儒墨道法诸家那里，上天权威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此意义上，这个路向有别于先秦和晚清的民权思想，尽管它吸收了先秦民权思想里的诛暴君观念和晚清民权思想里的强民诉求。[10]因此，德不仅仅指德行，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善良的、有修养的行为，而且还指德性，即本体意义上的、天生的人格能力。关于"本性权利"，参见该书第58页、107－118页、169页、229页。
倘若统治者不能保民，便丧失了继续统治的权利。"[58] 这个时候的思想者与古代的最大区别，乃是学会了使用权利词汇，并且希望通过赋民众以权利，用民权来武装民众，使他们自立、自为、自强，真正成为坚不可摧的国家之本。通过良好的法律和程序来享有权利、保障权利，要礼。萧公权也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
Heiner Roetz：Confucianism and Some Questions of Human Rights，刘述先、林月慧主编：《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问题与展望》。[47] 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人权概念的原因，一是治国主张来看，追求礼法政治而非约法政治，礼的功用不在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规设问题。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却知人主职分"。严复把rights译为"权利"，后又译为"民直"而与"民义"（obligation）相对应。
不过，在这里，我无意把对中国古代民本与民权问题的研究悄悄地引向一个文化识别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中国民权、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原则是否全然外铄或是否具有内生文化根源的问题。正是沿着这个路径，先秦中国思想于曲折迂回中，终于发出了民权的声音。我们要主张的，不是统治者之所本，而是民之所本。所谓民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该国的政府或治者提出与民众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68]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把握自由的涵义，在当时可谓主流。
习主要由社会制度来构成和体现，既包括正式的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84]这样的思路引着毛泽东直接关切劳苦大众的需要，思考彻底的解决办法，最终从改良走到革命。
二、现代中国的民权诉求与理论建树 到了"西学东渐"，欧洲启蒙思想与先秦民本思想相接引，加上汉语"权利"一词的译成，[49]权利诉求蔚然成风，最强烈、亦最时髦者当推民权诉求。做这样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只是叙述一种事实，陈述一种理解，并非为了在中国文化里寻找西方文化或者现代文化的相应者，以满足"自古皆然"、"华夏物丰"一类的旨趣。
讲权利从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是逼出来的。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5页，第200页。
[75]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69页。值得我们注意并深思的是，后来的这些思想者和政治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权利话语渐渐变成了"如何去实现民权"，"如何去保障民权"。国家社稷高于君王，是极为明确的观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尚书·泰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3]自秦开始，便有了暴君。
从儒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儒学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在变革中保持传统，渡过危机的问题。在弥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的复杂内涵。
因此，我宁愿把清末民初的民权诉求，看作先秦民权思想在现时代的一个自然展开。这个新，并非简单地、一味地"创新"，更不是面对文化沉沦的精神自慰，只是不得已推陈而出新。
[84]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7 年8月 23日）。历史似乎像一张渐渐褪色的老照片，今天的一切仿佛都是重新开始的。"荀子说得更直接：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他们还把人人有自主之权看作中国古代《易》、《书》、《诗》反复教导的哲理，认为"权之用者，情理之谓也。
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实际存在的程序法则主要是专制体制，民权思想因此只能是不完整的，这是古代民权思想与近代民权思想的区别所在。经历了清末立宪、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假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内战、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出国归国、六四风波、市场经济、科教兴国、加入WTO、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几代新生事物的几代人，在不断地失去自我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肯定自我。
比如讲，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口却偏偏没有汉族的皇帝来代表国家、号令天下。具体说来，有"三弱"。
例如，"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8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1478页。
